在中国历史上，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这是以儒家为主体把仁义道德规范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系统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本思想曾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它为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政治家观察社会现实、处理社会矛盾提供了基本方法和理论原则，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前人的积极成果和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并在实践中确实做到了“以民为本”，为民造福，深受人民的爱戴与怀念。

柳宗元在永州写的《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指出：“夫为吏者，人役也。”鲜明地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著名论断。柳宗元要求官吏要为民众办事，而不是作民众的主宰，这在封建专制时代已是石破天惊的论断。

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柳宗元首先指出地方官吏本应是民众的仆役，而不是奴役民众者，可现实的状况却是官吏不但在奴役民众，而且强夺民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般人的家里，早就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了。然后进一步指出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为什么可以平安无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呢？是因为两者的形势悬殊，官吏高高在上可以发号施令处于绝对优势，而民众则在社会最底层对于官吏的肆意妄为敢怒不敢言处于绝对的劣势。最后柳宗元明确指出形势虽然如此，但道理是一样的，民众终有不能再容忍的一天，一旦民众觉悟起来，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施行黜罚的权力，做官的难道不惧怕吗？这样，柳宗元不但肯定“官为民役”，而且强调民众赏罚、选择管理的权力，这种对于骄盈自恃的统治者的警告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柳宗元在《晋问》中提出“利民”未必为“民利”的问题。

他在文中用对比的方式明确提出了“利民”和“民利”的不同。历代封建王朝重视“利民”者不乏其人其策，但都是以统治者为主体居高临下施行的“恩泽”，许多施政措施在统治者看来是“利民”之举其实并非利民，因为这些措施不一定符合民众的愿望和需要。而柳宗元所主张的“民自利”，是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受外来干扰，自主地生存、发展，谋取自身的利益。在封建专制时期这种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思想观点，但“顺人之性”、“遂人之欲”的民自利的主张，远远超出了儒家一般的民本思想观念，已经初具民众自由与自主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在当时是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的。

柳宗元在《梓人传》这篇文章中对官吏的作用、对各级官员的任用有他独到的见解。这是一篇喻意传记文，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个都料匠即建筑业中的设计施工负责人。文中写一个叫杨潜的梓人自己的床缺了一条腿都不会修理，但却能根据需要设计房子的式样，指挥众多工匠出色地完成建筑任务。由此可见他的本领在于设计和工程指挥，而不擅长于具体的操作。他从梓人的这个故事引发出一番为相治国、为官各尽其用的大道理，并写出“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的传世名句。

柳宗元由梓人的作用，又联想到宰相治理天下要“条其纪纲”，“齐其法制”，也就是宰相应该坚持持原则，不能被天子的“私智”所牵制。就像梓人“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所谓“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当权者可以一人专断，而是要执行法制，法制是不可以随意更张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好怀才远去，而不可贪权嗜位，苟且求荣。

柳宗元在永州写的《田家三首》和《捕蛇者说》就充分反映了苛政的无比残酷和农民的极度贫苦。

《田家三首》描写了农民终岁辛劳，可年收获却尽数上缴官府，世世代代的生活清贫都是家徒四壁。

《捕蛇者说》借捕蛇抵税这一现象，描述了蒋氏三代宁肯冒死捕蛇不愿受苛政之害的事实。引出比起赋税之毒来，蛇之毒尚在其次，既点明了“苛政猛于虎”的主题，也表明了柳宗元“有补于万民之疾苦”政治倾向。